在日本，他们因疫情被赶出了家门

沼雀

202004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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沼雀

原创投稿

评论： 在家的概念上，人类的悲喜各不相通

如果稍微关注过日本新闻，就会有这样一个群体，他们生活在城市腹地，却没有一份稳定工作和住处，最终住进网吧内，成为了“网吧难民”的一份子。而在疫情期间，随着日本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，网吧等娱乐场所相继关闭，也就意味着，“网吧难民”们，失去了最后的住所。

在福冈博多区美浓岛公园，佐藤挤在四十人的队伍中，他们拥挤在一起，等待领取每周发放一次的救济粮。年近半百的他，在咀嚼到米粒之后，感激地说道：“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”。救济粮中除了便当，还有一些零食，例如火腿、炸薯条、面包和香蕉，在吃完食物后，佐藤又退回了公园的长凳上。

在本月中旬，网吧被迫关闭后，像佐藤一样，留宿街头的网吧难民越来越多。佐藤表示，自己白天在软件上寻找临时工作，等到工作结束后，便在公园里消磨时间。而当问起为什么不回家时，他的双手握紧饭盒，然后解释道：“每周可以在网吧认识的熟人家里洗一次澡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平时就住在高架桥下面，和地铁口旁边，虽然很冷，但也没什么其他办法”。

而和其他地区的网吧难民对比时，佐藤的遭遇其实还算幸运。

在东京，大约有四千名网吧难民流离失所，是这个公园的百倍不止，并且负责人表示，这仅仅是预估值，实际数字几乎难以统计。他们中有人第一时间联系了亲戚朋友，却被“减少与他人接触”的理由拒之门外。

由于工作流动性较强，“网吧难民”们通常会在多个工作地点中辗转，这也就使他们成为了亲戚朋友眼中，潜在的病毒携带者。出于对家人安全的考虑和响应政府号召，他们往往会拒绝网吧难民们借宿的请求。

而如果任由数千名网吧难民们游荡，他们将给东京地区的医疗系统，施加极大压力。因此，政府在第一时间拨出十二亿日元，约合人民币七千八百万元，将周边的旅馆和公寓，以及体育馆和公共场所改建为了紧急避难所，收留难民。

但实际情况却是，由于信息不对等的关系，这些难民们很难搬入避难所里。政府要求他们需要出示相关证明，例如网吧开出的收据，以证明自己长期居住在东京或网吧内，但大部分长期居住的难民，都不会将网吧开出的收据，保留到这种特殊时期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谁会留着网吧发票啊，用来当纪念品吗？”

福冈同样出台了对应政策，来帮助网吧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，但流浪者们也会因为自身的种种原因，不愿搬进避难所，对此，佐藤解释道，“我这是政府推出的保护措施，但如果我申请救助的话，就会被女儿，父亲现在成为了一个流浪汉”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，他已经无力支付避难所的租金了。

佐藤在高中毕业之后，便在一家婚礼公司担任全职员工，但三十岁时家庭破裂，妻子和两个女儿离他而去，从此以后，他跳槽去了一家休闲用品公司，每月可以获得十七万日元的收入，折合人民币约为一万一千元左右。

但不到一年，由于福岛核电站事故爆发，佐藤的工作地点同样位于辐射范围内，所以就被当做在场人员，被迫在全国各地转移。失去稳定工作之后，佐藤成为了派遣劳动力，也是从那时起，他成为了一个网吧难民。

由于工作动荡和薪资微薄，导致网吧难民们，平日里难以存下积蓄，面对特殊时期，就显得手足无措，公园和街道成为了他们最后的住处。现在佐藤全身上下，只剩下了三十日元，而最便宜的避难所，每天也需要支付一千七百日元的租金。

但佐藤的收入，在网吧难民的群体中，已经算非常不错的了。在东京的网吧难民中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住客，超过了三十岁，他们中绝大多数属于派遣劳动力和临时工，月收入不足十五万日元，约合人民币九千八百元左右。

乍听之下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数字很高，甚至齐平了我国一线城市的人均月工资，但东京的平均月工资，为四十万日元以上，约合人民币两万六千元，租住一间单人公寓，最低也需要支付每周两万日元的房租，一个月下来，就可以榨干网吧难民们微薄的薪水。

网吧难民们之所以搬进网吧，一方面原因是网吧租金便宜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生活设施较为便利。东京地区的网吧每日只需花费一千九百元左右，除了上网服务外，顾客可以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，部分网吧还加装了淋浴设施，可以让租客们在每天早晨洗个澡再去上班，还有免费的漫画和电影看，可以说除了住处简陋，娱乐活动一应俱全。

而享受低廉租金、丰富的娱乐活动和生活设施的代价，就是差劲的生活条件。

“网吧难民”的生存状况，并不是第一次引起社会关注。在二零一五到二零一六年，日本国内媒体将镜头聚焦在了网吧难民们的身上，并拍摄了一部关于他们生存状况的纪录短片《网吧难民》，镜头下的他们，孤身斜靠在不足两平米的，网吧的黑色单人间隔板边。

日本非正式员工的工资，不及正式员工的一半，这就使得二十六岁的文也，因为收入不高的关系搬进了网吧。而成为网吧难民意味着，他们不再享受社会培训，没有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，再加上失业救助过低，文也陷入了难以靠努力成为正式员工，却又不能放弃现在工作的困境，现在住在网吧里，还会经常被深夜的噪音吵醒。

相比男性网吧难民，女性的生活就更为艰苦。她们的隐私之事会被偷拍，并被上传到互联网上。还会因为个人行李过多，被进一步压榨生活空间。网吧内污浊的环境，也影响到了她们的个人形象。二十一岁的女性网吧难民，由于工作的缘故，还需要经常外出，深夜才能回来，个人的物品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。但比起这些，逃避眼前的生存压力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东京一家普通的网吧内，曾有三十多位顾客，在这家网吧的居住时间超过了三个月。而随着政策出台，这些人一夜之间，就成为了无家可归的人，被迫收拾好行囊，搬出网吧，疫情已将他们逼入生活的死角。

那么那些接受了救助的人呢？在《周刊女性Prime》的报道中，来自东京慈善基金会的小林美穗子女士表示，“接受救助的人会被一辆面包车，接送到免费的收留所，也不会说具体位置在哪里，只会让流浪者在合同上签字，然后带走”。

而在搬进收留所之后，生活条件同样不好。“流浪者身上的现金会被收走，即便有监管人员看护，但偶尔也会发生欺负弱者的事情。狭小的收留所还有很多老人居住，大家偶尔会发出咳嗽的声音。有一位网吧难民因为接受不了这种环境，所以选择离开，在走之前，避难所返还了他身上的财务，听说是两块软糖”。

那么网吧难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网吧呢？或者说，还有机会找到住处吗？

东京地区一位网吧的员工曾表示，为了给无家可归的人一个住处，网吧应该重新经营，但上司认为，由于政策压力和影响公司形象的原因，所以只好停业。同时，大部分网吧由于无法开门营业，导致他们难以支付日本高昂的人工成本，最终在疫情期间倒闭。

也就是说，在疫情过后，网吧难民们将要面对的，是将更加频繁地失去住处，而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，也将进一步影响网吧难民们的收入，他们的生存状况，愈发悲观。

蜷缩在公园长凳上的佐藤，害怕安静地独自死去，又不愿接受目前的救助方式，因此将希望寄托在了政府会提供现金援助上。所以在推特上，在讨论网吧难民的声音中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，自己不希望成为网吧难民，也不会去救助网吧难民，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

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观点。不肯和难以接受现在的救助方式，至今仍在希望别人能给予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固执的停留在舒适圈，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不强，自然很难保证他们，可以在疫情过后走出网吧，重新面对生活，或者说，他们在网吧里面对着的，就是自己的生活。

社会压力过大，最终让他们搬入了网吧。本以为找到了避风港的网吧难民们，却在这次疫情中，失去了最后的庇护所。家人和朋友的婉拒，救济政策的信息不对等，让他们在走出网吧后，又失去了公共和个人关系照顾。

给流浪汉提供食物援助的濑户纪子表示：“零八年金融危机时，路上的流浪汉在三个月内就大幅增多了，如果新冠肺炎继续流行下去的话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街头迷失”。而从四月十三日到四月二十五日，东京连续十二天，每天仍有逾一百人被确诊新冠肺炎。

当有些人可以坐在家里拍视频，呼吁各位留在家里时；有些人却因“留在家里”的标语，被赶出家门。

有一句在形容家里蹲时会用到的话，“逃避可耻，但有用”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，真的如此吗？疫情之前，可以蜷缩在两平米的网吧内，成为社会的边缘人。疫情期间，被赶出了赖以生存的网吧，眼前是空无一人的街道。疫情结束后，他们失去的不光是生活中的住处，而等待他们的，又是这个世界的一轮挤压。

下一个避风港可以在哪里找到，还可以逃到多远？看着公园里分发救济粮的工作人员渐行渐远，蜷缩在长凳上的佐藤夹紧了衣领，说道，“我想用十万日元搬入大房子里，马上就坚持不下去了，想快点搬进去”。

至少在家的概念上，人类的悲喜各不相通。

*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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